|
2011年02月15日 16:02 來源：半月談網 
社會需要認真傾聽“大學生農民工”的新訴求(圖片來源：半月談) 編者按：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群體：他們出身農村、考上大學、進入城市，畢業后與進城打工的父兄匯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他們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無幾，生活境遇同樣是在城鄉之間漂浮。對這樣一個近幾年涌現的年輕人群體，我們稱之為“大學生農民工”。 曾經的“天之驕子”，曾經的跳龍門的“金鯉”，如今的農民工樣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艱難的“漂”一族。背負著時代變遷、身份轉換重負的這樣一個人數越來越龐大的新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況、心理狀態，他們發自心底的吶喊與訴求，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不該漠視，而必須認真傾聽、嚴肅對待的。 這不僅關乎社會的公平，更關乎國家的未來。 茍活著、失落著、墜落著， 期求著、企求著、祈求著， 自信著、自強著、自憐著…… 這是一位鄭州大學生農民工寫給自己的詩句。在杭州、重慶、鄭州，當記者走進城中村，叩開出租屋門，聽到的是同樣的心靈回聲。 “我一直在努力，為何路越走越窄？”“生在鄉村，漂在城市，我們是誰？哪里是家？”“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坐標在哪兒？”當整個中國社會在城市化列車上高速前行之際，這些年輕人迷茫地發出追問。 他們跳出農門，考上大學，背著賬單，揣著理想；他們幾經奮斗，想融入城市，卻碰到城鄉分割深處最堅固的墻；漂浮在社會轉型的深水區里，他們的存留與沉浮，已成一個緊迫的時代課題。 留在城市，才有機會 元月十五日，河南葉縣一個小村里，鞭炮和嗩吶聲透過寒氣傳來暖意，畢業于河南科技學院的樊自舉和畢業于新鄉學院的小李在這里舉行婚禮。 樊自舉的父親在外打工20多年，去年收了手，花5萬多元翻蓋了房子，還花6000多元給兒子買了新婚家具。可他明白，雖然兒媳也是農村出來的，但這里不是他們的“家”。 2008年，學了5年動物醫學專業的樊自舉走出校門，卻一直沒找到穩定的工作。近半年來，他在鄭州城中村街上擺攤賣小商品，一天掙個三五十元；加上在補習學校代課的小李一月千元的收入，勉強度日。 在樊自舉租住的屋里，只有一張大床和一個長條桌，空地上放著七八個紙提袋。由于沒有衣柜，他和小李的衣物，分放在這些紙袋里。 樊自舉說：“過了春節，還得回來，留在城市，才有機會。” 和樊自舉同租一套房子的，是他的大學同班同學李太白。近半年來，李太白靠批發“山寨手機”，沿街推銷維持生計。“在街上，問10個人，可能沒一個人買，問100個人，至少有2個要買。”李太白說，“城里人多，機會就多，回到農村，沒有這么多人。” 來自貴州農村的小熊研究生畢業已半年多了，還借住在浙江大學學生宿舍里。畢業時，他本想去貴州省煙草公司，可競爭激烈，連第二輪復試都沒有進。至今，小熊沒找到一份穩定工作，他給一家策劃公司幫工，同時零零散散地做一些雜活，如給考研輔導班帶課、當家教、幫老師監考等。 小熊無奈地說：“我找的工作，都是學校期間一些事情的延續，或與學校時的人脈有關，比如有的是老師或師兄、師姐臨時找我幫忙，有的是勤工儉學時積累的資源，這樣的工作只能暫時作為生活來源，不長久，也不正式。” “農村回不去，城里容不下。”已從鄭州大學成人教育學院畢業10年的李彥輝這樣描述自己的境況。一直懷揣理想在鄭州打拼的他，當過推銷員、調酒師、賣過刨冰、涼皮，開過加盟店，可現在，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2007年，一位安陽師專畢業也在鄭州打工的女孩走進我的生活。結婚生子后才感覺到，在城市，我們無力支撐一個家，只能讓妻子帶著小孩先回內黃縣農村老家。” 李彥輝說：“對農村出來的孩子，社會給的資源太少太少了，城市生活就像個陷阱；但回到縣里又如何，送禮托關系，花兩三萬元找一個工作，每月也只有五六百元的工資。” 李鳳蘭去年6月畢業于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先后在重慶三家小傳媒公司打工半年后失業了。她用《神曲》煉獄篇中的句子安慰自己：“太陽的臉蒙著一層陰影上升”。她說：“也許我的生活帶著陰影，但正在上升？如果我確信理想不能實現，那就等于放棄了自己。” 誰能告訴我，社會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晏子發2008年大學畢業后，已在廣西、江西、浙江的4家單位工作過，有時工資僅比掃地的工人高一點。對比兩位小學都沒畢業的哥哥，他覺得非常失意。 “大哥在南昌市是灌煤氣的，他20多歲到南昌，惟一的本領就是扛煤氣罐，靠勤勞在南昌買了房子；二哥做木工的，收入穩定，月收入3000元～4000元，連他的一個徒弟現在都月收入3500元。” 晏子發說：“對比兩個哥哥，我常常夜里睡不著覺，反復思考學知識有什么用。我在想，我們這些人雖然有文化，可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很小，不如一個掃大街的。” 重慶一位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馮青青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說：“我們處境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社會不需要我們吧，因為只有社會需要你，你才會被重視。并不是讀了大學社會一定就需要你。” 記者調查發現，類似的不被社會需要的挫敗感，籠罩著許多大學生農民工。 學了5年的動物醫學專業，李太白跨出校門時充滿理想——河南是農業大省，畜牧業前景光明，他覺得自己能一展身手。 他先是進了鄭州一家獸藥公司，在東北跑市場半年，又到江蘇干了半年。可他慢慢發現，這種工作名義上是給養殖戶服務，實際就是千方百計賣藥，根本發揮不了專業特長。 離開獸藥公司，他進入一家全國知名的畜牧業龍頭企業，被分到集團下屬的一家生豬養殖場。李太白說，在豬場里，我除了給豬看病、喂豬、捉豬、抬死豬，什么活都得干，像小工，可一個月才1500元工資。累也不怕，關鍵是封閉在豬場里不讓出來，跟蹲監獄差不多。公司名義上規定，在豬場呆兩個月，可以出來休息6天，可一批豬出欄期3個月，又是包干制，根本出不來。10個月后，我跳槽到這家集團新設立的飼料公司。 乍一看，飼料公司工資怪高，每月打到卡上4000多元，但差旅費包干，每個月掙4000多元，有時要花出去5000多元。就這樣，李太白還是選擇堅持。后來，飼料公司倒閉了，集團讓他們重新定崗。李太白說：“好崗位得靠關系，我們沒關系的，只有下車間。屠宰工一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只能掙800多元，我只有選擇離開。” 李太白說：“我為啥落到沿街賣手機的地步？主要是專業用不上，可能是飽和了，社會不需要了。”李太白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準備過完春節，把農村老家的爸媽、妹妹接來，在鄭州“城中村”開一家胡辣湯店，賺了錢后再開飯館。 記者問李太白：“這樣的話，你5年大學不白上了？”他說：“沒白上，上學期間，我同校門口一個賣胡辣湯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去年， 他來鄭州開店，了解我的處境后，免費把調胡辣湯和炸油條的手藝傳給了我。” 李鳳蘭的家在重慶長壽區農村，父親在長壽區的工地上拉石頭，一個月收入3000多元。李鳳蘭領到的工資，最低每月1000元，最高一個月2000元。雖然已經歷三個工作崗位，但李鳳蘭和父親一樣：“沒簽過一份用工合同，沒得到一次體檢的機會，沒買過任何保險。” “我不會像父親那樣，為了生計向工頭妥協。”李鳳蘭說。在得知公司有“轉正期滿前一天辭退新員工”的潛規則時，她靜靜收拾好文件夾、整理完桌上的報紙與書籍，主動在轉正前一天辭職，然后跑到附近的體育館獨自痛哭。 畢業于西安外國語學院的李興華已漂了6年，遠離專業的他現在的職業是戶外運動自由教練，他困惑地說：“誰能告訴我，社會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青春之殤，社會之痛 李彥輝今年的目標是努力奮斗，把在內黃老家的妻兒早日接到鄭州。為了快速致富，他開始接觸直銷，一邊賣化妝品，一邊賣凈水器。他決定以思維方式的轉變帶動行為方式的改變，他深信這句話：“思路決定出路，想法決定活法。”“一旦我的精氣神都用光了，生活的悲劇可能才啟幕，我今年已經31歲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他說。 記者采訪到的大學生農民工中，90%以上戶口都轉回了農村。李彥輝說：“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失業3個月以上，可以到當地民政部門登記，領取救濟金，可我不知到哪兒領，再說也沒臉回農村從鄉親們的碗里剜食。” 在現實之痛中，很多大學生首先反思的是教育制度。晏子發說：“我認為大學應教給我們實實在在的東西，尤其要把學術研究與社會就業分開：搞研究的就搞研究；學技術的就學技術，投入社會，馬上就能為這個社會所用，馬上就可以產生價值。” 畢業于西南大學外語學院英語專業，現在重慶一家物業公司工作的周勇說：“大學畢業后，才發現學的東西社會根本不需要。父輩那么辛苦供我們上大學，他們被騙了。” 鄭州科技學院院長秦小剛說：“農村大學生面臨的困境中，首要的是崗位問題，社會提供不了更多適合大學生的崗位。雖然國家強調科技創新，強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但企業的科技含量、社會對知識的需求和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不對等的。用人單位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種情況揭示出背后的一個重要現實，目前我國的整個經濟結構，還是以吃“人口紅利”為主。 長期關注農村問題、新近撰寫了長篇調查報告《中國在梁莊》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梁鴻說：“大學生農民工身上反映出的問題，主要還是城鄉二元結構的深重烙印。在鄉村享受不到城里的資源，在城里也沒有相應的資源，他們只能靠個體的力量改變命運。在城鄉分割的條件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潛在的社會運行機制擺布著他們的命運，也讓他們失去了基本的機會。這個群體的出現，是社會矛盾交織的結果，一旦這樣一批掌握知識的人被生活壓倒，將產生重大的社會問題。” 還有專家指出，職業地位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大學生農民工后天職業競爭地位不平等，實際上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延續。這種集中在我國大城市中的潛在沖突加劇著城鄉分化，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也造成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應盡快建立新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通過均等的有吸引力的福利待遇體系，打破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半月談》2011年第2期，記者 林嵬 劉健 李亞彪 茆琛） |
